渤海上京龙泉府遗址的发掘情况

此城遗址早已被发现。60年代前期，国家文物考古部门组织人力进行全面调查和发掘，获取了重要的遗存文物，基本上查明了渤海都城外郭城、宫城的形制、范围、城内街道坊市、宫殿、官署、寺庙等建筑物的分置布局，从而对渤海上京都城的整体规划有了清楚的认识。

龙泉府遗址是我国古城址中保存较好的一处。据调查，该城形制和规划与唐朝首都长安相似，呈长方形，周长达16296．5米。北面为宫城，南面为外廓城。宫城为长方形，四面宫墙均为石砌，各有一门。宫城前部为官衙，后部为王宫。宫城内部被南北向墙分隔为东、中、西三区，各区内部又以纵横墙垣分成若干部分或院落。各院落都有宫殿房屋遗址。环宫城东、西、北三面是禁苑等附属部分。南面的外廓城，由坊、街道、市场及城墙、城门等部分组成。城墙用石块砌筑，厚2．4米，外有壕沟。共设10个城门，东、西垣各2门，南、北垣各3门。城内街道共发现9条，南北向5条，东西向4条，以纵向全城的“朱雀大街”最为典型，它将全城分为东、西两部分。坊呈长方形，四面筑墙，坊内有若干院落，有大小二种。东、西二市尚难断定具体地点。此外，在渤海都城内外还发掘佛寺若干处，其规模都较大。如东城西起第一列北数第二坊西部寺院遗址佛殿，由主殿、穿廊和东西二室三部分组成，三者台基连为一体。主殿东西23．68米、南北20米。东西室为方形，台基每边9．23米。佛寺面积占据半个坊区，且数量较多，反映出渤海国佛教盛行的景况。

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黑龙江省文物考古部门又对宫城第一宫殿东、西廊庑遗址和若干门址进行发掘，使得清理工作走向深入。从整个调查发掘看，渤海国都城是经过精心设计而建造起来的规模宏大的宫城，它的布局设计和建筑风格受到唐朝都城的影响，体现了中国古代都城设计的历史传统。可以肯定渤诲国与中原内地保持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渤海王国是唐朝统辖范围内的一个边疆政权。 渤海国上京城宫城内有五座大殿，自南向北排列在一中轴线上，第二宫殿为中轴线上南起第二座殿址，位于宫城几何平面图的中心，是宫城内规模最大、最重要的宫殿。此殿遗址发掘前为狭长的丘陵状堆积，东西长约82、南北宽约28米，殿阶基上扰坑车辙遍布，础石多已散失，除1－2块础石仍在原处外，余均被移位。

1999年7月至10月，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考古学系和牡丹江市文物管理站对第二宫殿遗址首次进行发掘。

按照渤海国上京城宫城发掘整体规划，为了便于控制遗迹，在第二宫殿的西北侧设立了永久性考古发掘坐标基点，采用象限法一次性布方，在整个宫城遗址内布置了10×10平方米的探方网。第二宫殿遗址共开探方46个，位于IV象限区横坐标00—11；纵坐标00-0 3区域内，实际发掘4400平方米。 第二宫殿作为一建筑群体，包括殿堂、东西JI、东西南廊庑、正门和殿前广场。1999年仅发掘了第二宫殿殿堂及其左右的东西门址。

一、殿堂

殿堂遗址坐北朝南，方向南偏西4度，残留殿阶基、柱网布置和踏道等遗迹。殿堂是第二宫殿建筑群的中心建筑，由于整个宫城地势由南向北渐高，殿堂的位置又位于建筑群中心北部，使得它在周围附属建筑中显得十分醒目。

殿堂上部的堆积较简单，上部为殿阶基黄土形成的表土，掺杂草木腐朽后形成的黑土，一般厚10－15厘米。表土下为殿阶基的黄土。殿阶基下的地层堆积，以T0300东壁为例：第一层表土，厚7－25厘米，结构疏松，含石块、瓦片、瓷片和铁钉等，为现代扰土层。第2层黑褐土，厚10一叨厘米，结构较疏松，其偏南接近殿阶基处变硬，包含物较杂乱，有黑土、红烧土、灰土、炭粒、白灰、瓦片和石块等，为第H宫殿毁弃后形成的堆积。第3层黄沙土，厚10－15厘米，土质较纯净，为第二宫殿使用时的地面。

（－）殿阶基

1. 石砌四壁

殿阶基破坏较为严重，四壁早已坍塌破坏，基础部分亦在后人造窑烧瓦时被取用大部，但除西壁外，其余三壁均保存有部分土衬石。西壁散水南北向的边缘清楚，据此测量，殿阶基的底部石砌包壁的长度可达东西93．5、南北22．4米。

东壁北侧局部有保存完好的散水石、土衬石和包壁石，由此可测得殿阶基四壁应为4度收分的斜壁。

殿阶基四壁砌石分为两层，内层用不规则的玄武岩石块，外层用精心琢制的长方形条石垒砌。条石之间无粘合物，两层砌壁石之间留有空隙，以黄土填实。外壁的玄武岩条石厚度一般为15厘米，长度不一，随石料大小而定。条石立面呈长方形，修琢平整，顶视为梯形，均稍截左右两边，向内的一边基本保持原始状态，侧视为楔形。

2．散水

第二宫殿四壁下铺有散水，散水与土衬石基本在同一高度。

散水可分为两种类型：其一位于北壁下，殿后正中踏道以西，由四部分组成。靠近殿阶基土衬石部分是宽30厘米的玄武岩石板，其外侧是宽12厘米的玄武岩制成的散水牙子，散水牙子的接缝处埋设散水钉固定。散水钉系玄武岩制，侧视略呈直角梯形，向内的一侧平直，锐角的顶端向上呈半球形，埋设朝上。散水钉外侧以宽20厘米的长方形石板嵌入，向内的一侧截两角，将散水钉头露出，起到了良好的装饰作用。其二是第二宫殿散水的最基本样式，殿东、南、西和殿后正中踏道以东部分均属这种类型。即士衬石外为宽叨厘米的石板，其外为12厘米宽的散水牙

渤海国上京龙泉府宫城第二宫殿遗址发掘简报子，散水牙子接缝处埋设散水钉，散水钉头的半球形增大，个别有纹饰。第二种类型的散水不见第一种类型散水牙子外侧的规整石板。

（二）殿阶基上的遗迹

殿阶基上的地面已大部被破坏，西部相对保存稍好。紧靠西北角的一块础石基本保持了原来的位置。另有一块础石上面残留柱子燃烧后留下的痕迹，直径60厘米。此外，殿阶基顶用玄武岩碎石填成的础石基础大部得以保留。

（三）踏道

殿阶基南侧设两个登殿的踏道（宋代称这种踏道为“左右阶”）。殿阶基北侧正中亦设一个登殿的踏道。

1．殿阶基南侧西踏道破坏严重，仅存土质夯基，呈北高南低的长条坡形，与殿阶基夯土相连。其东、南、西三面原均有与宫殿主体相同，即第二种类型的散水，现仅存其西边的北半部分。殿阶基外壁包石向踏道夯基内延伸，踏道包石垒砌在殿阶基外壁包石之外。踏道南面散水外侧，西起第3、4个散水钉，其钉头刻有平行的竖纹；西南角的角石上，刻有凸起的莲花图案。踏道外壁包石仅存三层，第1层略高于地面，类似殿阶基的土衬石，厚约10、向内延伸约20厘米。在距边线10厘米处，刻有一条装饰线。第2层以上为踏道的外壁，每层厚约15、长60－70、宽30－40厘米，无限定的规格。踏道东北角与殿阶基外壁包石相衔接处残存两层外壁包石。踏道南端第1层包石高出散水约10厘米，北端夯基残高60厘米。西踏道包括散水在内，南北长6、东西宽5．1米。

渤海上京龙泉府遗址

2．殿阶基南侧东踏道破坏更甚，散水大部无存，仅余踏道东侧北端的一小部分。外壁包石基本不见，仅余东面北端的一小部分，保留1－3层不等，其厚均为15、长60－70厘米。踏道散水残余部分构造同于殿阶基下第二种类型的散水，其东南角的角石上，亦刻有莲花图案。踏道夯基上保存了重要遗迹，即在其南端起点与散水相接处的居中位置，发现两块南北向平行的规整条石，均长25、宽12厘米，两条石间距46厘米。距两侧散水钉向内面的距离均220厘米。踏道夯基上还遗留了一块踏道用石，长48、宽28、厚12厘米。其前端呈长方形，短边即石料的宽，长边为30厘米。据此可推断出踏道和殿阶基的有关数据。踏道南北长5．7、宽5．1米，其长度扣除0．4米宽的散水为5．3米。踏步每踏宽0．3米，应有9步18踏，第一踏与地面持平，殿阶基的高度则为2．16米。

3．殿阶基北侧踏道，位于殿阶基北侧中央，仅余黄土夯基，其南高北低，与殿阶基夯土相连，踏道周围原有散水，现散水石已全部被起走，仅余散水钉。踏道包括散水在内，南北5．8、东西4．9米。

二、殿东、西两门

第二宫殿殿阶基两侧，各有一单体建筑的门，门与殿阶基之间以墙封闭。两门外侧各有一条南北向的墙，隔断了东西方向的去路。门与该墙间的空档，以东西向小墙封闭。两门的地层堆积与殿阶基一致。两门形制相同，细部有差异。以东门为例加以介绍。

东门台基高0．45、东西宽7．4、南北长12．4米。四面均有散水，其作法同宫殿散本稍异，以石钉从外侧固定散水牙子。散水牙子宽10厘米，其内侧镶嵌规格统一的石板，压于包壁石下，外露部分长30、宽度均为50厘米。在散水石上部，摆砌了一圈高30、长约70、厚20厘米左右的规整石块，向外的一面和相衔接的两个面修琢得十分规整，向内的一面则保留了原来的自然形状。这一圈石块上摆放了一层厚15厘米的石板，残存的一块长90、宽5厘米。台基上有6块础石，东西向两排南北向三列。础石中心点距东西4．4、南北3．3米。西南角的础石上有与之一体的覆盆，直径55厘米。中间列的两块础石之间，靠近两块础石处各有一个南北向的长方形坑，长为0．8、宽0．35米，坑内置有大小同坑的厚木板。方坑之间有一条宽4厘米的木门槛横置于两方坑内木板之上中间的位置，使得坑、木均被隔成南北等大的两部分。西侧北半方坑保留了铁门枢的下半部，半球状凸起朝南。二坑内侧之间相距2．4米。中间列的两础石外各有一东西向墙覆压在东门台基散水上，用不规则的石块砌成，墙厚度不均匀，在2－2．4米之间，留有部分墙面，系用白灰抹成。近墙基处有红色涂墙的痕迹。中间列东侧柱础向南延伸出一段建筑内的土筑隔墙，厚15厘米。台基的南北凸出部分各有一踏道痕迹，北踏道西侧可见垂带。 第二宫殿遗址上部，可见清代至民国初年的瓷片等。在发掘中，发现了这一时期的窑址3座、房址1座。

一、房址

1号房址（F1），位于殿阶基东南部，T0802东南处，开口于1层下。为平面呈长方形的地面式建筑，东西宽5．5、南北长6．5、残留深度0．75－0．9米。石墙用不规则的玄武岩石块砌成。

二、窑址

1号窑址（Y1）位于殿阶基东边接近中间的位置，即T1001和T1002的东半部分。窑通道的方向为南偏东300。系用不规则的玄武岩石块砌成，斜坡式伸向窑门，长5．8米，接近窑门宽60厘米左右用青砖砌成。窑室平面呈椭圆形，长轴直径2．85、短轴直径2．6米。分为火膛和窑床两部分，窑床平面呈新月形，均用红砖砌成。 第二宫殿出土遗物极为丰富，大致可分为砖瓦、建筑饰件、石制品、铁器、陶器等，择要介绍如下。

砖瓦类，包括花纹砖、瓦和瓦当等。

花纹砖 T0001②：33，模制，灰色，火候较高，质地坚硬，已残，保留了中心和一角的图案。砖中心有图案化的八瓣宝相花，角上是用花枝连结的小宝相花。

瓦有板瓦和筒瓦等，灰色，火候较高。凹面有布纹，凸面多经抹刮，有些瓦上可见戳印文字。

板瓦 T1003③：9，前端宽、后端略窄，前端施指压纹，长42、宽30厘米。T0503②：4，前端略宽于后端，前端施有指压纹，长40、宽28厘米。

筒瓦 T083②： 11，前后端同宽，长29、宽17、瓦唇长5厘米。T0802③：7，前后端同宽，瓦唇有四沟，长28、宽18、瓦唇长5厘米。

檐头筒瓦 T0508 ②：2，前后端同宽，一端附六瓣莲花瓦当，已残。瓦唇有凹沟，其外侧有一钉孔，长38、直径10、瓦唇长4厘米。T0803②：10，前后端同宽，一端附一已残的莲花瓦当。瓦唇有钉孔，可见一戳印文字，不识。长36、直径18‘瓦唇长4厘米。

瓦当为圆形，模制，粘接在简瓦前端，即为檐头筒瓦。所有瓦当均饰莲花纹，莲花的瓣数和莲瓣之间的萼形纹各异。直径约15－17厘米。

建筑饰件有兽头、殿阶螭首、覆盆和琉璃瓦等。兽头有绿釉和三彩两种，殿阶螭首造型与第一宫殿发现的石制殿阶螭首基本相似，其后部侧面有对称的两个孔，系穿钉之用。

三彩兽头 T0100②：33，白胎，手工塑制；张口露齿，上下颌各有犬齿和门齿二枚，口内上下各有臼齿二枚，卷舌，舌齿均施黄釉；两眼圆睁暴出，施紫釉，眼皮施绿釉；朝天鼻，鼻形似牛，施绿釉；兽头后部两端各竖一耳；脑后可见竖鬃三条，通体施绿釉；底部形如板瓦，凹面向下；自鼻至底有一孔，竖穿一铁条，系固定之用。长49、宽42、高36厘米。

殿阶螭首 T1003②：28，已残，表面经火烧，釉色已不清晰，似为三彩釉，白胎，手工塑制。在口唇部的一侧，吻部前端突出两枚并排的下獠牙，其后为上下咬合的犬齿，再后为上下各4枚对咬的臼齿，牙齿的上部和后部是隆起的肌肉。口唇的下、后部饰有五绺卷曲的鬃毛；残长42、宽23、厚5厘米。

鸱尾 T0803②：2，绿釉，白胎，鸱尾尾部脱落下的装饰物。其图案分三层，中心为乳丁状凸起，周围缠绕旋转菊纹，最外圈为16枚珠子构成的联珠纹。

覆盆 T0803②：3，已残，绿釉，表面无纹饰。

釉瓦 T0803②：38，筒瓦残片，绿釉。

散水钉 Top3②：14，用玄武岩制成，不甚规整，靠近散水牙子的一侧端部较平整。露出地面部分呈四分之一球状，刻有4条竖纹作装饰，正视似兽爪形，通高40．8厘米，露出地面部分高6．5、宽9厘米。

铁器包括刀、钉、门环和门枢等。

铁刀 T0403②：2，分身、铤两部分。身细长，背平直，刃部稍斜；从尖至挺渐宽，长15、最宽处1．5厘米；铤尖略残，长4厘米；中部偏上有一铆钉，系装柄之用

铁钉分为三角帽铁钉、圆帽铁钉和门钉等。

三角帽铁钉 皆为煅制，长方形钉身，一端聚成钉尖，另一端打成匕形，将两角内折呈三角形，再回曲折成钉帽。根据其大小可为分为大、中、小型三种，大型长约20、中型长13－15、小型长约8厘米。

圆帽铁钉 T0600②：1，钉帽呈空心球状，直径2．5、高0．7、钉身长5厘米。T0403②：l钉身长4．3厘米。

门钉 钉于门扉用于装饰，由钉、帽两部分复合而成，钉为圆锥形圆帽铁钉，钉帽为空心半球形，中心有穿钉的孔。T1102②：1，钉帽高4．5、厚约0．2、底径7、钉长8厘米。

门环由环和鼻两部分构成。T0603②：10，环外径5．5、直径0．7厘米；门界由宽1．3厘米的铁片圈成，箍于环上，钉人门扉部分收束、呈方锥形，残长约4．5厘米。Top3②：11，环外径5、残长3．4厘米。

门枢 T1102②： 3，出于殿阶基东侧门，铸铁，长15、宽10．6、厚3、凸出的半球高3．8厘米。

陶片 T0803②：5，为大型陶器腹残片，灰色，质地较硬，器表横施一条凸起的压印网格纹，宽4．5、厚1．3厘米，弧度很小。

纺轮 T0403②：39，系用莲花瓦当中心部分改制而成，中心未穿孔，直径5．6、厚1．2厘米。

陶碗 T0403②：5，已残，敞口平唇，浅腹斜直壁，平底，细砂灰陶，表面较粗糙，底部有梳齿纹。口径10．5、高4厘米。

版位 T1002②：31，砖制，已残，上阴刻楷书“L品位”字样，第一字已残，疑为“四”字 渤海国上京城宫城第二宫殿址是宫城内最大、等级最高的建筑，对其基址的发掘，为研究渤海国的建筑规模、建筑形制、技法乃至其反映的有关历史、文化提供了新资料。

第二宫殿遗址在毁弃后至发掘前，顶部曾遭到严重的破坏，其时间和原因一直不明。通过本次发掘，可以判明其被损毁，主要是因清末民初之际建瓦窑所致。制瓦的土直接取自于殿阶基中部和西部，而窑工的住房建造在殿基东南部，这些都致使殿阶基上受损。

以往学术界对第二宫殿的形制颇多猜测。通过发掘表明，第二宫殿以殿堂为中心，左右各设一门，殿堂不与东西两廊相接。

第二宫殿殿阶基上础石虽已散失移位，但最西部有三列础石大致保留在原来的位置上。殿阶基的后踏道居于正中，殿前左右两阶对称排列。参照殿阶基上遗留的础石基础，殿堂应为进深4间、面阔19间的大型建筑。殿北壁的踏道正对第10间，殿南的左右两阶对称于第6间和第14间的位置。第二宫殿是已知渤海国时期规模最大的宫殿，其殿堂单体建筑的长度也是同时期宫殿建筑中最长的。

从殿南面东西踏道所遗留的迹象可知，第二宫殿踏道的类型相当于后世的“垂带踏道”，但两侧为直壁，无逐层内收的“象眼”。中间以条石隔开，分设左右双踏，类似河南登封少林寺初祖庵宋代大殿的踏道。

新发现的陶制殿阶螭首是本次发掘的重要收获。在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中，以往所见的殿阶螭首均为石制品，《营造法式》关于殿阶嫡首的记述也载于“石作”一章。殿阶螭首发现时代较早的实物是古邺城铜雀台前门楼和唐大明宫龙首渠和含元殿出土的石制螭首。在中国古代建筑史上，建筑台基上的设施经历了从木结构到石结构的过渡。石制望柱和螭首应用较早的实例是唐大明宫含元殿遗址，我们认为陶制的殿阶螭首应置于木望柱之下。这种陶制殿阶螭首的发现，提供了中国古代宫殿建筑的新实物材料，也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

为了保护城址，1963年宁安县文物管理所迁到城址所在地，60年代划定保护范围，建立标志和资料档案。70年代拨正石灯，修筑上京外城西北角护坡，保护城墙免遭流水冲蚀。1985年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此设立工作站。同年夏建立渤海上京遗址博物馆。

对于良渚文化的理解

陶寺遗址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广袤富饶的山西晋南地区，地处黄河中游，东凭中条之峻，西依吕梁之险，南临黄河之堑，一条汾河纵贯，蕴育出自远古旧石器时代丁村人以降的悠久历史和丰富多彩的文化，更有“尧都平阳”、“夏墟”、“虞叔封唐”的传说，历来都集聚着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的目光。数十万年悠悠岁月，在晋南大地上留下了多少珍贵的文化遗产。陶寺城址就是这些珍贵文化遗产中最璀璨的一颗明星，吸引着一辈又一辈的考古学家孜孜以求，辛勤探寻。

一、二十世纪的收获

山西襄汾县陶寺遗址位于襄汾县城东北7公里处，汾河以东7公里，上个世纪50年代文物普查时发现，是一个面积为300余万平方米的超大型遗址。1978-198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第二工作队协同临汾地区文化局，为了寻找历史上夏王朝的踪迹，探索夏文化，对陶寺遗址的普通居住址和早期大贵族墓地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取得了巨大的成绩，陶寺文化得以确立，九座早期贵族大墓0土了一批精美的彩绘陶器、木器、玉石器等，其中彩绘龙盘、陶鼓、石磬、木仓形器、木豆形器、玉、玉戚（圭）、玉壁、玉琮等都是有可能代表着王者地位的礼器。另还发现了红铜铃和朱书文字等。这些发现不仅确立了陶寺文化，建立了陶寺文化的年代标尺，更使陶寺文化的文明曙光愈发夺目。1988年1月13日，经国务院批准，陶寺遗址被列为“全国文物重点保护单位”。

二、近年的收获

随着国内学术对夏文化讨论的日益深入，尽管陶寺遗址与陶寺文化的研究与夏文化的探索相渐远，但是1999年至200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与临汾市文物局在陶寺发现了陶寺文化中期城址（约公元前2100-前200年），学术界的目光再次投向陶寺。陶寺中期城址北、东、南三面城墙已经确定，城址平面为圆角长方形，方向315°，即北偏西45°。北墙与内道南墙之间长度约1800米，城内宽度约1500米，城内面积约270万平方米，另加上两道南墙之间的中期小城面积约10万平方米，陶寺文化中期城址总面积约为280万平方米。

2002年至2003年，国家科技部启动了国家“十五”科技攻关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陶寺作为重点聚落被纳入“聚落反映社会组织”的子课题中。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汾市文物局合作发掘陶寺城址，初步探索陶寺城址布局概况。我们在陶寺中期城址内东北部，确定了陶寺文化早期城址（约公元前2300-2100年）。早期城址内南北长约1000米，东西宽约560米（从Q4至中梁沟东岸），面积约56万平方米，方向角315°。

早期场址的南部西小区是一片居住小区，总面积在1.6万平方米左右。已探出面积稍大的夯土建筑多座，建筑结构简单，多为正方形或长方形。这里的建筑相对周匝密集，房子周围垃圾坑、窖坑环绕，居住环境相对较差，等级似乎不很高。但是，较大规模（300平方米）的基坑建筑方式、相对考究的白灰面房子表面处理、有最大的白灰面浅半地穴式单体房子或双连间房子、以及小区内垃圾坑里浮选出来足贵弥珍的大米粒等信息，都说明这里的居民也不是普通的平民，而更有可能是上层贵族。

陶寺城址早中期的宫殿区位于是期城址的中南部，约5万平方米。我们在陶寺城址早中期宫殿核心建筑区天然生土台基地北部边缘、围壕IHG9的南岸清理出宫殿区附属建筑的夯土台阶IFJT2，时代为陶寺文化早期。夯土台阶IFJT2面宽7.9、纵深7.5，南高5.8，北高0.6米，方向角130度。台阶顶部系用12块大小不等的夯土版垒砌建成。台阶表面残留“之”字形坡道，坡道20度，保留着较好的踩踏路面，从沟底盘桓上至台阶顶部，进入核心建筑区。IFJT2基坑的北端有一豁口，平面呈“ㄈ”形，口冲北偏西，与北部围壕IHG9内底界面上的两个东西向排列的夯土墩相互对应，可能用于搭木板小桥。两个桥头墩间距0.65、与豁口底高差约0.7米。桥墩边长0.3、高0.5米表面各有一个锅底形柱窝，用以立木柱。陶寺早期夯土台阶IFJT2在陶寺文化中期偏早废弃，被宫殿建筑垃圾所填埋，形成坡道，有一条路面，清理长7、残宽0.9-3、踩踏面厚0.02米。

此下，在清理北口覆盖在夯土台阶IFJT2之上的大量建筑垃圾堆积中，出口了大块装饰戳印纹白灰墙丰和一大块带蓝彩的白灰墙皮。同时还清理了一些普通居住区难得见到的器物，当属宫廷垃圾。如陶甑人形、

面盆、大玉石璜、陶鼓残片、绿松石片、红彩漆器、建筑材料陶板残片（板瓦？）、尊形簋、圈形灶等，这些奢华的遗物证明，即使是这里的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的品质在陶寺城址中也都是最高的，意味着这里的建筑规格最高，居住者的地位等级最高。陶寺城址的宫殿区的确在这里。

值得注意的是，陶寺文化晚期时，宫殿区已不再作为宫殿区而存在，而被从事石器加工和骨器加工的普通手工业者所占据，同时还显现出强烈的暴力色彩。在已经不复存在的宫殿区里，一条陶寺晚期的垃圾汉IHG8里不仅出土大量石坯剥片，而且还出土了五层散乱人骨，最小个何等数总计约32个，以颅骨为多，骨盆和肢骨较少。人骨明显被肢解，许多颅骨有钝刃劈啄痕，其中人工劈下的面具式面颅就有6个之多。经我所专业人员现场鉴定，这些人骨以青壮年男性为多，同一垃圾沟底还出土一具35岁左右的女性完整骨架，被残害致死，并曾受到性摧残，阴部插着一件牛角。此沟出了大量的骨箭头，以三棱形为主，杀伤力强，残断者多见，另有一些骨针、骨锥、励石，应与骨器制作有关。

早期城址外东南、中期城址内的东部有一片相对独立的窖穴区。窖穴区长约100米，宽约10余米，面积近1000平方米，该范围内窖穴密集，以竖穴圆角方形大坑或长方形大坑为主，多数窖坑都有螺旋形坡道下至坑底，坑底呈锅底形部分坑底有几块大石头。大者窖坑边长10米左右，深4-5米，容积约400立方米；小者边长约5米左右，深4-5米，容积约100立方米。

我们在陶寺中期小城的西北角钻探出一处陶寺文化中晚期墓地，面积约1万平方米左右。大、中、小型墓皆有，分布密集。陶寺晚期（约公元前2000-前1900年）只有小墓。

清理的中期大墓M22墓坑为圆角长方形，开口长5、宽3.65米，底长5.2、宽3.7米，墓底距地表深8.4米，墓口距地表深1.4米，墓深约7米。距墓口厘米深入的填土中，发现1具被腰斩青年男子人牲骨架，上半身仰身，下半身俯身。ⅡM22中心部位有一个陶寺晚期的大扰坑，直捣木棺，正好将棺木上部大半毁坏。原有棺盖板和红布棺罩均被扰坑毁坏。扰坑底残着留随意抛弃的人颅骨5个，而墓主的头骨则残留在棺的衬板尸床上。扰坑底西部斜坡上残留着被拉上来的棺盖板，伴随着扰乱的棺内随葬品玉1件、玉残块1片、玉饰品和绿松石嵌片等20余件。ⅡM22棺由一根整木挖凿出来的船形棺，长约2.7、宽1.2、残高0.16.-0.3、板厚0.03米。墓室里棺周围随葬品没有扰动痕迹，出土随葬品72件（套），其中包括彩绘陶器8件，玉石器18件套，骨镞8组，漆木器25件（不包括6件玉石的漆木柄），红彩草编物2件，另有猪10头，公猪下颌1件。

良渚文化简述：

一 惊人的成就

1. 世界同一时期规模最为庞大、最为先进的都市防洪系统

在良渚遗古城西北部，先民构筑起了一道长达6.5公里的大型堤坝，用以防范天目山余脉的洪水。浙江余杭地区是整个浙江省最大的暴雨中心区，经常发生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良渚人为了保护国都——良渚古城而修建了这个堤坝。当地人称它为“塘山土垣”，它除了6.5公里的长度之外，平均至少4米高，30米宽，在它的外围形成蓄洪的水库，至今能够行船。

从塘山土垣向西7公里，还有两条大堤——彭公堤防和奇坞山堤防，一个长5公里，另一个长6公里，其中一段山间隘口处，堤防高达20米，由不同的土壤层层夯筑而成，异常坚固。这两重防洪体系保证了良渚古城千年之间未曾为洪水毁灭。在良渚古城的南部，经航拍显示，也存在着绵长的土垣，很可能就是防洪工程的一部分。而对比同一时期印度的古城——号称“远古曼哈顿”的莫恒佐·达罗曾七次被洪水摧毁，最后不得不废弃。我们应叹服良渚人防洪能力的强大。

2. 公元前2500年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城市以及土建工程

5000年前，良渚古城一带还是一个人迹罕至的沼泽地带。然而从4900年前开始，一批人突然来到此地，填平和沼泽，并且修建了大规模的都市。从考古学年代上说，这些人很可能来自天目山南麓，他们在古城建立之前就已经聚集在瑶山一带，修建了规模宏大的瑶山祭坛。

很可能在离开天目山之后，他们立即开始起建良渚古城。最先完工的是巨型建筑基址“古上顶”，在考古学上，它也被称作“莫角山”——这个巨型的建筑台基高8-10米，东西长约670米，南北宽450米，面积30余万平方米，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土建工程。之后，良渚人又在莫角山周边修建了面积达数十万平方米的次级台基。之后，可能又顺次建立了反山和皇坟山。由于考古发掘工作尚未全面给予揭示，我们现在无法猜测这些巨大的工程到底耗费了多少土方量。

大约从公元前2500年到公元前2300年，良渚古城“城墙”修建完成，古城略呈圆角长方形，正南北方向，东西长1500-1700米，南北长1800-1900米，所围积达290多万平方米。城墙底部铺垫石块作为基础，宽度40-60米，基础以上用较纯净的黄土堆筑，部分地段地表以上还残留4米多高城墙。共发现六座水门。整个城墙的土方量当不亚于埃及金字塔。从长江流域其他地区的古城形态来看，它们均有共同之处——城墙墙面平缓，内直外斜——极为注重防洪功能。因此，该“城墙”应该是水城墙，主要用作防洪。

同一时期，在城墙外围，更大规模的土建工程拔地而起，如美人地、卞家山等长形土垣里三层外三层地将良渚古城包围起来，构成了它的“外城”，经过考古发掘，这些土垣实际上是当时制陶工匠和漆器工匠们工作和居住的社区——当然，可能还制作丝绸。这些社区有大规模的人工运河网络相连，并且均配有自己的码头。通过这些水路交通方式，将古城的产品输送到整个苏浙地区，形成一个以良渚古城为中心的大规模贸易网。

良渚古城和其外城总体规模达到了30平方公里，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都市。

3. 漆、丝、玉、珠宝、举世无双的黑陶工艺以及文字的萌芽

良渚文化中的玉器驰名天下，尤其是琮、璧、钺等重器，其雕刻和造型已经达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网站上到处都有相关的资料，此处我不多说。良渚时期的漆器也异常发达，不但能够制造出多彩的漆器，还能够制造复杂的镶玉漆器。良渚时期，社会富足、文化昌明，漆器从贵重物品流入寻常百姓的家中。当时良渚人的墓葬中，棺椁均施以漆绘。甚至在农具犁的木质部件上以及箭簇的木杆上也有漆绘，可见漆器在当时不但不是奢侈品，而且还是相当常见的日用物资。

在良渚古城北部的钱山漾遗址，发现了世界上最早的家蚕丝织品。丝线密度和现代的细亚麻布相当，体现出高超的纺织技术水平。良渚人的陶器工艺举世无双，不但造型雍容典雅、气象非凡，而且工艺复杂，令人惊叹。卞家山曾经出土过一件陶片，不到20平方厘米的陶片上刻着23个精致的鸟形纹。而在绰墩遗址出土的一个黑陶宽把杯，造型别致，通体刻满精心设计的神圣纹样，即便是当代的艺术家也对其叹为观止。

良渚人还喜欢玛瑙、象牙等珍贵器物，并制成工艺品。其中，在福泉山出土过象牙权杖，雕刻工艺复杂，完全可以媲美良渚玉琮上的神人兽面纹。而良渚人的航海能力也颇为强大，它们能够深入远海，捕获鲨鱼等深海鱼类。而当时收集鲨鱼的牙齿，是良渚贵族们的一种奢侈风尚。

良渚人文化时期的陶文比中国同一时期任何地方的陶文都复杂得多，有些陶器上的记事符号可以连接成句。美国哈佛大学博物馆收藏有一件良渚陶器的颈圈，上面刻有9-12字的成行规整的刻画符号，其行文风格比甲骨文还要美观。可以说，良渚时期就有了中国文字的萌芽——当然，还需要更多类似的考古发现确证它。

值得一提的是，良渚人在中国古代最先采用了犁耕技术，以及大规模农田水利灌溉系统（见茅山良渚稻田遗址），使得粮食产量获得了质的提高。这也成了支撑良渚社会繁荣富强的根本因素。

二、 良渚文化兴衰略说

公元前3500年，年轻的华夏族突然在黄河中游崛起。 他们最初在公元前6000年时发源于陕甘一带，随后向中原腹地大举扩张，形成了举世闻名的仰韶文化。

不得不说，这是一支了不起的民族——他们打败东夷族的后岗文化，将势力深入陕甘、豫东、河北、辽西以及长江流域，形成了上古时代最为强大的族团。然而，就在他们的鼎盛时期，却遭到了一只神秘民族的迎头痛击。这支神密民族来自遥远、湿润的南方，他们横冲直撞，一直打到黄河南岸，之后又突然地从中原腹地消逝。

这一民族来自长江下游的太湖一带，后来被考古学者称为“崧泽人”，也就是良渚文化的祖先。

他们为什么要攻打千里之外的中原？为什么要和强大的华夏族火并？原因可能永远不可能探明。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北方的财富在吸引他们进行军事上的冒险。早在公元前3800年，崧泽人的社会就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东山村遗址的发掘显示，崧泽文化的早期，已经形成了贵族和平民两大集团。贵族们开始用玉器来装点自己的生活，死后也要拿它们下葬。

然而，当时中国境内最好的玉器生产基地却在淮河一带的凌家滩。凌家滩人的社会也非常崇尚玉器，他们的制玉技术发达，而且烧造技术和建筑技术也在当时首屈一指。崧泽人很显然异常垂涎他们的财富。公元前3600年，崧泽人武力夺取了凌家滩一带的统治权，之后又占据了整个淮河流域——这使得他们和中原的冲突不可避免。

中原人打败后岗人之后，将同属于东夷民族的大汶口人压制在山东一隅，大有一统黄河之势。然而，经过崧泽文化的冲击，华夏族的扩张开始转向衰落。当时，崧泽人也许就是东夷人的一支盟军——但是无论如何，这种同盟关系很快就不复存在了。公元前3300年，太湖地区发生巨变，良渚文化取代了崧泽文化——这种巨变是怎样发生的，尚不得而知。但是我们至少可以看到，良渚人很快就和东夷族反目，他们攻入苏北地区，将东夷族从其世代居住的苏北中心区赶了出去。在花厅遗址，考古学者们发现了良渚贵族的墓葬以及大汶口平民的墓葬共处同一个遗址的情况，还发现了中国最早的人殉坑。而考古调查显示，整个苏北地区的聚落数量急剧下降——东夷人不但被入侵的良渚人打败，还举族远迁。

现在，华夏人反倒成了遥远民族的盟友，共同夹击东夷族。然而，东夷人在西部的扩张却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他们顺利地攻占了豫东和豫中。仰韶文化四分五裂，华夏集团不得不退回关中。

东边日出西边雨，对于良渚人来说，和平的发展时期却开始了。良渚古城开始建立，并且取得了对整个太湖周边的支配权。根据玉器的形态以及制作特点的分析，学者们大致可以肯定，整个环太湖流域的玉器均由良渚古城所分配——这很可能体现了一种具有宗支特点的政治关系。良渚城很可能统领着一个疆域广大的古国。

随着良渚古城的城市化进程，太湖流域又出现了几个不同的“都市”——福泉山遗址以及寺敦遗址。其中福泉山遗址面积达1平方公里，中心建有大型的祭坛和等级颇高的贵族墓地。寺敦遗址规模和福泉山遗址面积相当，它不但拥有中心祭坛，还拥有内圆外方的两重环濠——以寺敦为中心，他们还开凿了一个正十字形的运河工程，但是它到底通向什么地方，尚不得而知。

不论如何，整个良渚文化6万平方公里的分布范围内，良渚古城的显赫地位从未被动摇过。良渚古国的疆域，北起苏北，南到浙中，西至安徽（这只是估计，其西部边界尚未确定），东至大海，而它的玉礼器远播至广西、陕北。可以说影响了大半个中国。

然而，不久以后，外部的情况开始变化。从公元前2600年开始，中原龙山文化崛起。其中一支叫做“造律台文化”，从公元前2400年开始，他们逐渐向东南方扩张。良渚社会受到了剧烈的影响，良渚文化也转变为钱山漾文化。不过这一时期，良渚古城的建造仍在持续，这似乎说明他们仍然保持着政治上的独立。

约公元前2200年，造律台人对良渚地区的扩张加剧，一种新的文化类型——广富林文化出现在环太湖地区，同一时期，良渚古城遭到废弃。良渚古国可能在此时遭到了亡国的命运。即便如此，有些证据显示环太湖地区的文化依然繁荣，外来的统治者好像并没有完全破坏太湖地区原住民的生活秩序。

到了公元前2000年，中国大部分地区的政治形势出现剧烈的动荡。中原地区繁盛一时的陶寺古城被毁，惨遭屠城（见陶寺“大扰坑”）；鄂尔多斯地区的鬲文化人群渗透到中原的大部分地区；山东龙山文化大范围衰败，蛋壳陶工艺、制玉工艺失传，人口数量锐减；长江中游的石家河古城被摧毁，来自中原的一支力量占据了该地区；四川的宝墩古城遭到废弃，城市化进程中止。

也就是同一时期，来自浙南的一支野蛮民族再次洗劫了太湖地区，将造律台人赶出了苏南、浙北一带。此后，太湖地区陷入了长时间的文化空白和衰落——城市不复存在、玉器不再制作、贵族们的生活方式也被摒弃。太湖地区重新回归到质朴的乡村生活和原始的等级秩序。曾经昌盛一时的良渚古国，被永久地遗忘了。直到20世纪，通过考古学家们的努力，先民们的伟大业绩才再次为子孙们所知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