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武之死：春秋时期的兵圣孙武是怎么死的？

孙武简介

孙武(约公元前545年—公元前470年)，字长卿，齐国乐安人，春秋时期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尊称兵圣。后人尊称其为孙子、孙武子、百世兵家之师、东方兵学的鼻祖。

他曾率领吴国军队大败楚国军队，占领楚国都城郢城，几近覆亡楚国。其著有巨作《孙子兵法》十三篇，为后世兵法家所推崇，被誉为兵学圣典，置于《武经七书》之首。被译为英文、法文、德文、日文，该书成为国际间最著名的兵学典范之书。

由于孙武所处时代久远，同时史记等相对较权威的历史书籍对孙武的描述甚少，所以现在的学者对孙武的死因有着不一样的认识。关于孙武怎么死的，大致有以下几个版本：

1、被杀戮而死

《汉书·刑法志》称："孙、吴、商、白之徒，皆身诛戮于前，而功灭亡于后。"

颜师古注"诛戮"的人名云："孙武、孙膑、吴起、商鞅、白起也。"

唐李筌《太白阴经·善师篇》亦承袭其说，谓"孙、吴、韩、白之徒，皆身被刑戮，子孙不传于嗣"。

此说把孙武与吴起、商鞅、韩非、白起并列在一起，可知他晚年的景况必然不妙。

在伍员被杀以后，孙武可能受到牵连。他或者因与伍员同样诤谏，激怒了夫差而遭不幸，或者就因为他是伍员的知友，夫差诛杀伍员后迁怒于他。不过，孙武被"诛戮"之说始见于《汉书·刑法志》。

《史记》本传既没有记载，《汉书》也未言其原委和出处，故这个说法还可存疑。

2、安乐而死

说他回到了齐国，与家人团聚，共享天伦之乐。据史书记载，公元前503年，周敬王十七年，吴王阖闾十二年。孙武见阖闾日益专横，生活糜烂，沉溺于酒色，不纳臣谏，遂以回国探亲为由，隐遁山林，从此史无所记。

3、尽天年而终

功成身隐，以尽天年而终，终年七十五岁，即公元前470年，终于吴国姑苏，即今江苏省苏州市所辖之吴县。

孙武为什么在先秦史书中籍籍无名？

《孙武》历史事迹,评价,人物简介

春秋战国时代，是一个思想解放、百家争鸣、群星灿烂的时代。在这些色彩各异的群星中，中外驰名的《孙子兵法》的作者孙武，可算是一颗璀灿夺目、别具异彩的军事明星。

孙武字长卿，春秋末年齐国乐安(今山东惠民)人。他的祖先原是陈国的公子陈完。公元前672年，陈完因内乱逃到齐国，并担任了管理百工的工正之职。不久，陈完改称田完。田完的第五世孙田书，因为攻打莒国立了战功，齐国国君齐景公便把乐安封给他作为采邑，并赐姓孙氏。这样，田书又称孙书。这位具有军事才能的孙书就是孙武的祖父。

后来，齐国发生内乱，孙武便离开齐国，投奔到今江苏、安徽、浙江一带的吴国。他在吴国先是过着一种半自耕农式的隐居生活，公元前512年得到大臣伍子胥的竭力推荐，受到吴王阖闾的召见，并任命为将军。《史记·孙子吴起列传》等一些史书记载，吴王看了孙武呈献的十三篇兵法之后，还用一百八十名宫女让孙武进行操练，以考察孙武训练部队的实际才能。于是，孙武演出了一幕吴宫斩美姬的脍炙人口的故事。吴宫教战，不过是一个军事寓言，旨在说明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的思想。

孙武在吴国的主要事迹，是协助吴王举行了自商周以来规模最大、战场最广、战线最长的吴楚柏举之战。吴国的都城在姑苏(今江苏苏州市)，楚国的都城在郢(今湖北江陵西北)，两地相距千里之遥。公元前506年，吴王决定大举攻楚。孙武与伍子胥等人参预制定了以楚国郢都为战略目标，实施远距离战略袭击的作战方针。这年冬天，吴王阖闾亲自出马，率领吴军主力三万余人，联合唐、蔡两国，溯淮河西进，利用大别山荫蔽部队行动，迅速前出到汉水，同楚军隔水对阵。最后，经过柏举(今湖北麻城东北)决战，重创楚军，接着又在追击中五战五胜，顺利地占领郢都，达到了预期的战略企图。

十年之后，吴王阖闾在同越国的战争中受伤而死，其子夫差继位。孙武又继续辅佐吴王夫差，并于公元前484年发起艾陵(今山东莱芜东北)之战打败齐国军队，公元前482年黄池会盟之后，吴国终于取代晋国成为霸主。

孙武的卓越战功，现存的史书语焉不详，他后来的结局以及生卒年月也无从查考。然而他的不朽名著《孙子兵法》十三篇却完整地流传下来了。

《孙子兵法》历来被称为 “兵学鼻祖”，无论在中国、在外国，它都是得到公认的世界第一部军事学名著，久负盛誉。

《孙子兵法》问世之后，即在社会上广泛流传。《韩非子·五蠹》说： “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从汉代起，即有人为《孙子》作注，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注家，是三国时军事家曹操。自此以后，注家蜂起，迄今大体有百数十种之多。

《孙子兵法》在国际上的流传也日益广泛。早在唐代中期，日本遣唐使者吉备真备就把《孙子兵法》等中国古籍带回日本。在世界各国中，日本对《孙子兵法》的译注、研究的专著迄今大约有一百六十余部，不仅数量最多，阐发也甚为深刻。据初步统计，《孙子兵法》还有英文、法文、德文、俄文、朝鲜文、越南文、希伯莱文等数十种不同文本。有不少外国军事评论家给予《孙子兵法》以高度的评价。例如美国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约翰·柯林斯在其所著《大战略》一书中这样写道： “孙子是古代第一个形成战略思想的伟大人物。…孙子十三篇可与历代名著包括二千二百年后克劳塞维茨的著作媲美。今天没有一个人对战略的相互关系、应考虑的问题和所受的限制比他有更深刻的认识。他的大部分观点在我们当前环境中仍然具有和当时同样重大的意义。”类似这样的美誉，不胜例举。事实上，当今的世界上，一些军事问题的专门学者，仍然在努力研究《孙子兵法》，试图从中探索指导未来战争的借鉴。

为什么一部产生于两千多年前的《孙子兵法》，经历了两个社会形态之后，至今仍葆其美妙的青春呢? 考其原因，除了《孙子兵法》是一部我国新兴地主阶级在军事领域中的奠基石，富有革新、进步的思想之外，更为重要的是孙武揭示了许多基本的军事原则。他从军事斗争优胜劣败这一基本原理出发，提出了制定作战计划，集中兵力，确定主攻方向，善于实施机动，注意密切协同，创造主动态势，立于不败之地，等等。这些主张，至今仍然是作战的重要原则，不能违背。

孙武所以能提出若干反映军事规律的军事原则，是与他具有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注意从战争的客观实际出发密切相关的。 *** 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指出： “中国古代大军事学家孙武子书上 ‘知彼知己，百战不殆 ’这句话，是包括学习和使用两个阶段而说的，包括认识客观实际上的发展规律，并按照这些规律去决定自己行动克服当前敌人而说的; 我们不要看轻这句话。”今天，我们研究军事，研究未来战争不要看轻这句话，同样，学习和研究《孙子兵法》也不要看轻这句话。

我们知道，从一定意义上说，战争的本质就是消灭敌人，保存自己，就是在一定的区域通过武力迫使敌方屈从于我方的意志，取得战争的胜利。敌对双方，失去一方也就失去了战争。为了从这种你死我活的流血斗争中保全自己，保全人民，保全国家，孙武大声疾呼：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对于己方，孙武认为，战前要修明政治，发展生产，充实国力，所谓“修道而保法，能为胜败之政”。竹书《孙子兵法·吴问篇》充分体现了孙武的这一治国强兵思想。《吴问篇》中，吴王向孙武询问晋国的范氏、中行氏、智氏和韩、赵、魏这六家世卿哪个家族最后能强大起来，控制政权? 孙武对这六卿一一作了分析，最后作出判断，晋国的政权可能最后要落到赵氏手中。他的根据就是，比较起来，赵氏的亩制是二百四十平方步为一亩，亩制最大，而所收田赋又最轻，为政者不骄奢，在下者有温饱，再加之不穷兵黩武，因此能得到民众较多的支持。孙武这一番议论和分析，反映了他关于修明政治，励耕抚民，乃能制胜的思想。

在军队建设上，孙武同样注重要知己。他要求加强军队的训练，具备良好的武器装备，严格军队的纪律，实行明法审令，特别是对将帅的选拔和修养提出了一系列条件和要求。主要的就是“智、信、仁、勇、严”。

在作战指挥方面，孙武对于“知己”有着丰富的内容，可贵的见解。首先，他主张“胜兵先胜而后求战”，“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这就是，没有必胜的把握不要轻易发起攻击，而应首先完善部署，立于不败之地，做到无隙可乘。在思想上要 “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 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这样才能常备不懈，保持战备，防敌奇袭。

作战是敌对双方的行动，是战斗力和主观指导能力的竞赛。敌对双方能不能在战场上决出雌雄胜败，就要看指挥员是否善于提挈全军审时度势，抓住战机，乘虚蹈隙，掌握战争的主动权。

对于战争的胜利，孙武有一个千百年来为兵学家们所重视和尊崇的观点，这就是通过“伐谋”、“伐交”而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战略思想。战争历史表明，在以强大的军事实力为后盾的情况下，对于即将爆发的战争，是可以通过政治、外交上的斗争而延缓甚至终止战争的发生。当然，这种不经过直接交战而消弭战端的思想，主要地还是孙武所处的春秋时代诸侯列国之间兼并战争的产物，是有其一定的历史局限性的。

但是，必须看到，孙武并不仅仅期求于 “不战而屈人之兵”。当 “伐谋”、“伐交”不能实现之后，他也明确主张要“伐兵”，用战争去对付战争。重要的是，在 “伐兵” 中他主张“胜于易胜”，“胜已败者也”，打败那在战场态势上已处于败局地位的敌军。为要达此目的，既不能凭主观空想，也不能寄希望于鬼神的保佑，而应搞好侦察，了解敌情。他强调说： “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要通过 “知敌之情”的敌国乡大夫或王公贵族的亲信或逆用敌方间谍以掌握敌方军事机密。当然，他也谈到己方要派出间谍刺探敌国军情。在战场上，他详细地提到了三十三种 “相敌”之法，去观察、判断敌军动向。提出了用欺骗、佯动、试探性进攻等等方法去察明敌情。

从战场上说，要察明的敌情，孙武认为主要是敌军部署上的虚实强弱，发现敌军既是要害而又薄弱的地域，并以之作为我军的主攻方向，以便集中兵力，抓住战机，快速行动，做到“攻其所不守”、“攻其所必救”，达到速战速决、出奇制胜的作战目的。

《孙子兵法》是我国古代军事学术史上的一个瑰宝，它有着博大精深的内容，触及了军事领域中的许多方面，诸如军事地理学、军事后勤学、军事心理学、军事运筹学等各个分支学科。它的阐述虽然在今天看来是古朴的，原始的，然而作为两千多年前的一部系统研究军事理论的专著，却又是弥足珍贵的，这在我们的民族文化中，是应当引为自豪和骄傲的。

孙子兵法 孙武虽然被誉为「 ”兵圣”，千古流芳；其所著的《孙子兵法》更是被推为兵家圣书，誉满全球，可是关于他这个人是否真实存在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歇过，原因并不复杂——孙武生平事迹的文字记录，最早是出现在司马迁的《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当中，而在更早的、先秦时代的史书，诸如《左传》、《战国策》等，却只字未提。 此外，《史记》中关于孙武参与吴王阖闾伐楚之战的记载，与《左传·定公·定公四年》中的记载相冲突，按照《左传》的描述，策划联合诸侯伐楚的是伍员（伍子胥），全军统帅则是吴王阖闾，自始至终，都没有出现孙武的名字。 一般来说，历史人物的生平事迹，距离其生活年代越近的史书应该记述的越清楚，越往后则越不清楚，《左传》、《战国策》、《吕氏春秋》等等成书在战国时代的史书没有出现孙武的名字和事迹，的确让人感到有些匪夷所思，进而引发质疑也是合乎情理的。但是，如果据此否定孙武的存在，那可就有些过于武断了。 我们不妨提出两个互相矛盾的命题，来证明其是否成立：第一，司马迁是对的，孙武其人其事确实存在；第二，司马迁是错的，孙武其人其事根本不存在。 我们先来看看命题一：司马迁是对的，孙武其人其事确实存在 首先，《左传》等先秦史书里面对吴王阖闾伐楚的事情都有清晰的记载，以《左传·定公·定公四年》的文字为例「 ”冬，蔡侯、吴子、唐侯伐楚。”并且对于柏举之战的过程有清楚的记录，这一点是没有任何疑问的。 其次，从《左传》提供的柏举之战的细节不难看出，三国联军的统帅是吴王阖闾，连续两次出动出击的是阖闾的弟弟夫槩王，别说仅仅是「 ”为将”的孙武，连伍子胥的名字同样没有出现，为什么呢？因为吴、蔡、唐三国伐楚发生在公元前506年，还处在春秋时代，故而带有明显的春秋时代特征，即军队指挥系统以世袭贵族为主，而不是职业军人，故而孙武跟伍子胥虽然在军中，也没有机会崭露头角的，何况两人都属于外来的「 ”客卿”。 最后，司马迁没有动机凭空杜撰个孙武出来。司马迁在编撰《史记》之时，把汉高祖写成了流氓，那是因为汉武帝把他给阉了，要报仇。记述那些著名战役时，兵力大多写的很多，一是为了方便，二是古代中国史书编撰大都喜欢用虚数，司马迁并不是特例。可司马迁凭空杜撰一个绝世名将孙武出来的动机是完全没有的，而且在《史记》中完全没有其他相似的例证。司马迁是历史学家，给出的东西一定有他的来源，绝对不会是空穴来风，也就是说，司马迁既然敢于把孙武其人其实记录下来，一定有材料支撑的。 综上所述，命题一成立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笔者以为绝对在70%以上，那30%的缺失归因于先秦资料的缺乏。 我们再来看看命题二：司马迁是错的，孙武其人其事根本不存在。 既然孙武不存在，那么立刻面对两个问题：1，《孙子兵法》的作者是谁？2，《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记载的事迹是谁的？ 问题1：《孙子兵法》的作者是谁？ 春秋战国，战争频仍，涌现出许多杰出的军事家，但是流传下来的兵书并不多，有据可查的，除了《孙子兵法》之外，还有孙膑的《孙膑兵法》、吴起的《吴子》、作者不可考的《六韬》、尉缭的《尉缭子》、作者不详的《司马法》。这些兵书的内容当中，确实有部分与《孙子兵法》相契合的，但完全相同的一本都没有，作者必然另有其人。 由于「 ”子”在先秦是一种尊称，那么唯一能得出的结论便是：《孙子兵法》是个姓孙的人写的！可是春秋战国的名将好像除了孙膑之外没有别人了，假如说孙膑就是孙武，那么带来新的问题是同一个人为什么会写出两本内容差异很大的兵书来？可能吗？推导出来的结论只能是《孙膑兵法》和《孙子兵法》必然有一部不是孙膑写的，那么单纯从名字分析，只能是《孙子兵法》——问题来了，可能存在那么一个籍籍无名、却有对军事有超卓见解的小人物吗？笔者以为可能性几乎等于0。 问题2：《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记载的事迹是谁的？ 先秦史书中确切存在和参与了吴王阖闾伐楚的名将只有伍子胥，如果「 ”吴宫教战”这样等同于客卿面试的事件真实存在，那么也只能加到伍子胥身上，可是伍子胥早在阖闾还是公子之时便已经相识了，哪里还需要画蛇添足的试演兵法呢？ 既然不是伍子胥，那么这件事的主角是谁呢——不知道，因为再也找不到符合条件的人选。 综合上面两个问题，不难看出，否定了孙武的存在，疑问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多了，并且逻辑上讲不通的地方也同步增加了，故而这种可能性在30%以下。 综上所述，笔者认同孙武其人其事真实存在的，没有显山露水的主要原因有如下几点：1，春秋时代贵族战争的特点；2，吴王阖闾的谨慎；3，起点太低、职位低微；4，早早隐退。